一点关于意识形态的问题

昨天被带去参观北京市委党校的党性培训教育基地——哦我知道,这个话题听起来总是有点诡异的。不过其实这个参观活动本身也没有多夸张,只是在市委党校的一个楼里布了个展,放上一些党史图片,有一名讲解员(题外话,这是位保定人,算是家母的老乡啦)照本宣科背诵一些讲解词,大家走走而已。由于各种原因,我们没有拿到讲解器,我只能缩在一大群人后面,模模糊糊地听到些講解詞。很容易理解,这样的场合,走神简直不可避免。

如前所述,这一布展的重点是党性教育。我想各位读者到这里一定会产生一个疑惑:党性是要靠反复进行组织生活和党章、文件学习来逐步领会的,如何能够被“展示”呢?这个基地的展览给人以很深刻的印象,或许部分地能够解答如何“展览”“党性”。它花了数个展室的空间,展览草岚子监狱监室的样貌,以及狱中的党员如何利用暖气管道通话。还有一段影片,片中讲述了江竹筠同志如何在重庆“中美合作所”里绣红旗,看着片中几名粗糙地化了妆,坐在刻意为拍摄影片而摆放的洁净稻草上摆姿势的演员们,观众大约很难会觉得这是多么艰苦的环境——除非有个很惨的背景音乐。关键在于,监狱里的党员,和党性有什么关系?

当初张勉治把清朝的官方意识形态概括为ethno-dynastic,表征为满语、骑射技术、军事文化、简朴淳厚的精神面貌,等等。张勉治的想法,来自于乾隆帝南巡时高度的军事化特色,简直是在向江南人展示内亚国家的面貌一样——这是一个很突兀的文化样貌。这种突兀感在这个培训基地里也可以见到。监狱、囚犯,或者说,身体痛苦与禁制,意识形态想要将它和党性建立起一种联系。在这一套意识形态建构工程之中,实施者通过反复强调身体的监禁、刑罚、折磨,来完成一种意识形态的重申。事实上,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一些,会发现不只这个基地在搞这类教育,其他的地方也是类似的。个中原因,颇堪思考——对于今天,大多数都有日常生活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讲,禁制与折磨的宣传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目的?

这一活动的组织,似乎也暗示了一些类似的情况。参观者被分置于三辆大轿车中,送入教育基地。然而教育基地的接待能力却很有限,每轮参观只能接待一辆车的人。这就意味着,很多参观者要在四面透风的大轿车里坐等两个小时,忍受刺骨寒风。似乎这与身体的禁制是一致的——当然,更大的可能,还是组织者充斥着懒政思维,从没有站在基层考虑过参加者的感受罢。

我所在的一车人,参观活动结束后返程时只剩三分之一的人了。换句话说,有三分之二的参观者,在参观到一半的时候就偷偷跑掉了。这也是这一天参观中提高党性认识的一点见闻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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